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直接的传承
中国民间 剪纸 艺术的直接的传承，即直接根据前人的剪纸作品样式进行再造性的创作过程，创作者创作的剪纸作品，是根据前人作品的直接继承与创新，原剪纸作品的基本纹样、含义基本不变，只是在形式上稍有加工。表现民俗文化的剪纸作品一般都具有这一思维特点，其象征义一般是传统的民俗规范的涵义，如《龙风朝阳》。《龙风朝阳》以龙的图形象征中华民族精神，即取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的功能，龙珠为兴云布雨之物，二龙戏珠，龙诞四溢，天降甘霖，乃万物化生，春归大地，福满人间的象征。这是接受民俗文化的规范表现出来的一种
中国民间剪纸中象征思维的传承
剪纸艺术的传承性思维也极具特色，因为专业艺术会强调“无个性即无艺术”，反对或避免使用重复的符号，而剪纸艺术恰好相反，即共性大于个性，也可以说在共性中求个性，因为剪纸艺术是在创造和发展中形成它自己特有的符号系统，甚至可以有集体共同创造并使用的符号，民众需要共同的吉祥符号，表达一致的宿愿。决不会有人嫌弃重复而作其他选择。因此对象征符号的继承是剪纸艺术的特色。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中集体意识的传承
当然，从小环境来说， 剪纸 的传承是以个人或者家庭的直接传承，但是，剪纸艺术并非建立在单一的个体环境之中，它仍然处在中国文化的大文化圈之中。在大文化环境下，剪纸艺术作为民间艺术的一个种类，依然体现了其集体创作的结晶。剪纸所反映的文化体系也是多方面的，这里包括民间百姓的思维观念、生活状态、信仰体系等，而这一体系的传承必然是集体传承所致。比如剪纸题材中常见的阴阳鱼、喜相逢、蛇盘兔等都是这一思维模式的结果。 荣格认为人格结构中有三个层面组成：意识(自我)、个人无意识(情结)和集体无意识(原型)。集体
潘鲁生在《民艺学论纲》中提到“造型的传承性、集体意识决定了民艺创作的趋同和延续性，”同时他也指出现实世界的客观事物以及某些图形似乎都关联着特定的观念，具有一定的效力和象征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剪纸艺术在造型和题材的传承中重要的是其象征义的传承，一种题材和造型的象征内涵如果不能传承，那么，这种题材和造型的传承将不会太稳定。
在剪纸作品中，某一种形象、某一种形象的组合，形象的内涵、形象在某一场合的运用，都是事先规定好的，似乎有某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即使到了现在，剪纸形式的约束力依然很强，例如从题材来讲，从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彩陶双连壶（被认为是氏族联盟的象征）到两千年前的《诗经》记载“绵绵瓜瓞，民治出生”的诗句，以及我国汉族及南方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先民将葫芦看作是人的先祖，我们可以看出，葫芦这一自然物体在中华民族流传的美妙含义，葫芦象征了母体，同时又有多子的含义，所以剖葫芦为尊，有男女合体之意，到现在黄河流域的许多农村，结婚的喜花剪纸图案大全依然保留葫芦的题材，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一个问题，葫芦本身并不比其它物体有更多的形式美感，但是喜花剪纸对它的广泛运用说明了人们看重的是它的象征意义，同时这种象征意义能够经久不衰，也说明了传承性思维所起的巨大作用。
在剪纸艺术的传承中，集体传承的力量是强大的，这是对原始混沌思维中集体表象的延续，这种思维方式使个体无条件服从群体，承继前人的传统和群体的共性，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共性的思维逻辑，从而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圈。这些以集体表象、集体无意识创造、传承的剪纸作品都有其丰富的象征内涵，正是这种象征性使剪纸作品的传承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中国民间剪纸的象征性符号研究
在 剪纸 的创作过程中，在象征思维的引导下，剪纸作品为了简洁有效地表达内涵，便形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剪纸符号。 在民间美术中论及符号的问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在当今艺术界探讨符号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热门。要把象征的概念引到符号学的范畴来似乎是有点牵强附会，但是，符号从广义而言，它在形成思维上却蕴含着象征的内在意义。文艺符号学的奠基人、美国当代哲学家、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学中使用的符号是一种暗喻，一种包含着公开的或隐藏的真实意义的形象，而艺术符号却是一种终极的意象，一种非理性的和不可用言语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