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阳吕梁民间剪纸中的鸡形纹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抓髻娃娃在当地民众生活中具有引魂还阳、驱鬼避邪的功能，这与抓髻娃娃图形中的双鸡（双髻）是有直接关系的，当地人把抓髻娃娃也称为抓鸡娃娃。 头饰双鸡或两手持鸡（鸟）的形象比比皆是（头饰双鸡当为双髻的变体或省略），在我国早期社会的文化遗存中也能见到头饰双鸡的抓髻娃娃形象，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商代玉佩、河南殷墟出土的商代玉雕以及河南郑州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等，都有此类形象的出现，这些形象与中阳当地 民间剪纸 中的抓髻娃娃形象是否一样，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至少可以说明这鸡的形象在北
莲、鱼结合的形象在中阳吕梁民间剪纸中的寓意
中阳民间剪纸中除了以上两类主要纹样外，还有一类剪纸纹样也占有较大的数量，这就是鱼、莲形象及其结合的剪纸，对这类剪纸纹样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喜花抓髻娃娃”的文化内涵。在“喜花”剪纸中，鱼、莲与人组合的式样往往被一些人划入“吉祥图案”的行列，冠以“连年有余”、“连生贵子”等名称，这是取莲（连）鱼（余）的谐音而得的，但是追其历史，谐音的文字游戏是在宋朝以后，特别是明清市俗文化发展以后，才开始利用文字谐音来架构图式文化内涵的。
然而，相对于民间剪纸在传承中表现的稳定性来说，这些纹样图式的结合肯定要早得多，也就是说，鱼、莲与子图式结合绝非是因为谐音的缘故，它们的结合应该有更深层的内涵。莲花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常被喻为阴或女性，如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二•鱼》文中所言，“乐府（《江南可采莲》）‘莲’为‘怜’声，这也是隐语的一种，这是鱼喻男，莲喻女，说鱼与莲戏，实际说男与女戏……”。
中阳民间剪纸民俗群体养成
按照乌丙安先生的说法，俗民是存在于全民之中，他们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文化特色；俗民负载着所有民俗文化；俗民不都是普通人，典型人物表现了民俗文化的特色，同时也是俗民的个体。俗民个体是俗民中的个人，或组成俗民的那些个人，俗民群体中的个体，连起来可称为俗民个体。 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认为，在理论上，一个群体必须至少由两人以上组成，但一般来说，大多数群体是由许多人组成的。群体中的某一个成员，不一定认识所有其他成员，但是他会懂得属于这一群体的共同核心传统，这些传统使该群体有一种集体一致的感觉。在本文中提到的
另外，“佛门中元节放河灯，称为超生，是以莲花为地阴之象。”莲花是随着汉代佛教的传入而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开来的图案，红莲花在佛教中代表女性，佛教六字箴言翻译出来就是‘神圣的红莲花’意即女性的生殖器官，它是在古埃及象征女性内涵的神圣红莲花传入印度后而进入佛教文化中的”。
由此看来，对莲花的隐喻，中外文化是互有影响或交流的。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其指代男性的例子并不少见，如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二•鱼》中引证诗歌 52 例，其中可确指为以鱼喻男者居大多数，另外，在当地还有反映以鱼喻男的民间歌谚：正月里冻冰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上漂呦想哥哥，想起郎子哥哥等一等我。除上面谈到的以鱼喻男的实例外，也有以鱼喻女的隐意，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二•鱼》中引证的 52 首民歌中以鱼喻女的就有9 例，中阳民间谚语中也有以鱼喻女的例子，如“凉风习习天要晴，画眉飞飞要出林，鲤鱼绕绕要摆子，贤妹绕绕要嫁人”。
从以上所列我们可以肯定，莲与鱼都是喻男女两性的，所体现和昭示的是男女两性的生理机能，即性和生命的喻义。再加上此类剪纸图案在中阳当地民俗中的实际应用，我们有理由说，中阳民间剪纸中抓髻娃娃与莲、鱼等结合而成的“喜花”并非是绝对图式上的结合，而是古代生殖崇拜的遗存，是人类群体意识对生命繁衍的认同。
中阳吕梁民间剪纸的传承与发展
文化的创造与自然生态、地理环境有关，是一定的自然环境下人类的发明、创造及其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人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环境中生存，就必然与之相适应，并积极对自然加以利用，从而创造了不同的文化样式。 民间艺术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既体现了艺术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同样也是一种富有不同自然生态特征、地理特征的艺术样式。中阳剪纸主要分布于中阳县境内南川河流域、刘家坪地区和西山边远山区。南川河流域的民俗剪纸风格细腻、古朴典雅，在中阳剪纸中占据主流地位；刘家坪地区的剪纸风格淳朴、刚健；西山边远地区的剪纸 窗花 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