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剪纸图案特点
宋代瓷器工艺大发展，剪纸花样在瓷器上得到了运用，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江西吉州窑的 剪纸 装饰瓷。其中茶盏、瓶罐上的剪纸花样最常见，在施釉过程中贴印上 剪纸图案 花样，图案不拘泥于细节修饰，呈现粗率之美，内容也较丰富，动植物纹样均有，构图有对称、散点和综合多样形式。江西省博物馆藏的吉州窑贴花凤纹碗，敞口浅腹圈足碗，通体施黄褐色斑纹釉，器内贴有2只飞凤凰，碗中心3个花朵纹，深浅相映，图案效果强烈。北宋时候皮影多用素纸雕漩，后来发展为羊皮、牛皮制作皮影，皮影的漩刻技巧与剪纸的剪刻技术同出一辙，其造型处理、
中国唐代剪纸艺术
唐代金银平脱工艺更为兴盛，代表性文物为河南省郑州出土的唐代金银平脱镜。这时的皮革镂花技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70年代年陕西礼泉出土的皮革帽子，满刻镂空的花纹，缠枝花卉对称匀整，结构复杂。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的两枚唐代“人胜”实物，记载于日本齐衡三年，即856年6月的《杂财务实录》里，“人胜两枚，一枚在金薄字十六，一枚押彩绘女形等边缘在金薄裁物”。在日本明治时代，己经破损为两枚九片，一枚金箔人胜刻了复杂的边饰，并饰以红绿罗的花叶，中心是一儿童在竹林下戏犬。一枚绞罗格子内有祈求吉祥的十六字佳句:“令节佳辰，福庆惟新，燮和万载，寿保千春。”说明了唐代剪镂工艺广泛用于岁时节令，在正月初七人日祈求平安幸福。经考古证实，这种以薄片材料经镂空、刻剪等加工工艺制作的金银铜箔饰片、雕皮、剪绢、剪树叶等，在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广西、内蒙古等省皆有出土。”
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发现了6件以纸张为材料的剪纸实物，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是唐代的装饰花纸。剪纸的整个图案布局呈正方形，四角均匀对称，用各色彩纸剪裁成大小不一的花瓣形状，重叠粘贴成一朵重瓣的大花，最多的可达9层。还有一些加施点染彩绘，各层花瓣造型准确、逐层缩小，花瓣中有部分镂空的处理。另外在敦煌其他洞窟的墙壁上和天花板上也可以见到同类型的纸花，由此可以推知这类纸花应该是用于室内的装饰品。
现藏于印度新德里博物馆的一幅唐五代时期的“双鹿佛塔剪纸”，采用折剪法，中心为塔身上有对称的人物造型，有门、栏柱，三角形塔顶上有法轮和刹杆，塔基为对鸟、对鹿，塔两边是前肢向上的对鹿。这幅剪纸的构图和寓意表明是与佛教内容相关的作品。
元明清剪纸艺术回顾
元明清三代， 剪纸 继续发展，除了传统的节日装饰、门户装饰等有所保留，逐渐在龙船灯、花灯、扇面等方面都发展了剪纸技艺。1965年江苏江阴长径乡出土一把明代剪纸折扇，扇面以双层绵纸制成，中间夹剪纸图案作装饰，图案中心是梅鹊报春图，四周刻龟背纹、万字文、缠枝纹。剪纸的剪技纯熟，画面精细秀丽、玲珑剔透。清代以后剪纸艺术渗入到民俗生活的各个角落，现代剪纸的各类如门笺、窗花、灯花、喜花、礼花、顶棚花、炕围花、果实花、刺绣花样等一应俱全，传下来的实物资料也较丰富，民间也有花样本子传世。清代故宫坤宁宫内的剪纸
唐五代双鹿佛塔剪纸，敦煌出土，现藏于印度新德里博物馆
19%年4月在日本东京美术馆举行了由9个国家收藏的“丝绸之路大美术展”，其中伯希和收集品中有两件镂空剪纸菩萨，一件为水涡纹背光菩萨，一件为持蟠菩萨。沿着黑线勾勒地方剪出形象，但又保持一定的墨线。时代应不晚于藏经洞封闭的宋代。
夹撷是盛唐流行的一种复杂的印染工艺，先雕镂木板、皮革或油纸板，将织物夹在两块板中间注入染料印染或在模板下垫织物刮浆印染，染好后解开夹板，图案花纹对称匀整。在日本的正仓院、欧洲的一些博物馆以及印度等地收藏有唐代的夹撷作品。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有3件辽代“南无释迎牟尼佛”夹撷。出土于明万历皇帝和孝端、孝靖两皇后陵墓的“八宝纹夹撷绢”，为三套色复色夹撷，湖蓝绢底上印土黄纹样，本白边缘，有稍许晕染效果，对比中不失和谐。这种夹撷印染以及后来发展的蓝印花布的工艺中，其镂刻花版的技巧、图案纹样的造型、艺术处理上都与剪纸技艺一脉相承。
少数民族民间剪纸的诞生
从以上对 剪纸 历史的追溯可以看出，剪纸艺术自诞生以来，在各种民俗活动中以不同形式广泛的使用着，以它特有的方式唤起人们对生命的追求、对生活的信念，充分寄托和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满足了人们更高的社会性的精神需要。 少数民族与汉族毗邻而居，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双方不断进行交流和融合，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居住地域都处于山林、大漠、雪域、草原等较为艰苦封闭的环境，多聚族而居，因而有较为强烈的族群意识，同时传统文化的变迁也较为缓慢。少数民族的剪纸是民族群体意识的表征，与汉族
